本文是Jeronimo Carballo, Kyle Handley和Nuno Limão等3位作者于2018年3月发布的working paper , “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Value of Agreements”，主要描述在动态异质性的公司模型中研究贸易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对贸易流量的抑制作用，以及特惠贸易协定（PTA）对这一抑制作用的缓冲效果，并且对金融危机前后两者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说明。

主旨内容

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 单独考察某一不确定性的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可能会忽视掉两者的相互作用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Value of Agreements”这篇文章通过模拟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探索两者对一国出口动态的影响。

文章使用2003 - 2011年企业层面数据，对美国出口动态进行模型估计。发现，不确定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及贸易协定在经济与贸易两种不确定性中起到的缓冲作用。通过模型预测，文章发现贸易与经济的不确定性对贸易量主要起到抑制作用。文章发现：（1）在美国出口调整中，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广延边际调整了美国出口萎缩的1/3；（2）美国企业在不同国家间的出口调整存在显著差异，就广延边际上的调整而言，（相较于非PTA市场国）企业在PTA市场国出口的调整幅度较小。这些发现强调，贸易政策的价值，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可以通过签订协议来降低外部不确定性。

引言

本篇文章有助于理解金融危机前后，贸易大崩溃（GTC）的规模与动态。2009年全球贸易萎缩12%，而全球GDP2.7%的降幅不足以解释GTC的规模。美国在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出口收缩了22%，GDP收缩了3%，但总出口于2009年底前开始再次扩张。下图呈现了2002年-2011年间，美国对PTA和非PTA目的地的双边出口累计增长拟合值，在2008年第四季度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两个群体相对于2002年的平均增长表现相似，用实线表示。此后，PTA出口降幅略有减小，并且较早恢复到危机前的峰值，最终实现了较2009年更高的累计增长。造成这种出口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非PTA市场的应用保护增加，但由于世贸组织等对其进行监管，使得增长有限。

随后对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出口动态进行了描述：在金融危机前，出口约占经济增长的一半，分别在2007年第三季度和2008年第三季度达到57%和43%。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三季度，出口总额的大幅下降中约有25%是由出口差额造成的。在出口再次开始增长后，广泛的利润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所占比例低于危机前。从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几年里，平均广泛利润率分别为24%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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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机制层面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不确定性通过企业对特定市场的出口投资的影响，为此文章使用了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纵向企业贸易交易数据库(LFTTD)。从这些数据中有三个重要发现。首先，出口大幅下滑，但随后迅速出现部分复苏。股市暴跌始于2008年第四季度，并在2009年第二季度触底。尽管多数出口价值和出口参与指标在2011年底前回到危机前的峰值，但仍远低于危机前增长趋势所暗示的水平。第二，广延型和集约型边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双边公司-国家产品贸易流动的创造和破坏所占的广泛差额约占美国出口增长收缩的三分之一，比其他国家所记录的作用更大。从2008年第三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出口企业数量下降了约9%，企业国别产品种类下降了11%。在企业出口参与和产品间出口流动的净(负)增长背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波动。尽管许多公司在经济衰退期间继续在国内经营，但出口产品和服务国家的数量却在持续增长。第三，各国调整幅度存在显著差异。与对非PTA国家的出口相比，企业在向PTA出口时，通过大幅利润率进行调整的幅度要小得多。

美国的出口动态和贸易崩溃—市场和企业异质性

这一部分主要有两方面贡献。首先，提供证据，证明在贸易崩溃中，美国双边出口增长在PTA和非PTA市场上是异质的，而且这种差异与经济的不确定性程度有关。然后，文章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和贸易总协定的体制特点的背景下讨论这些调查结果。其次，作者利用海关交易季度数据来表征美国企业的出口动态，将总出口分解为集约和广延的调整边际，并表明它们在PTA地位上是异质的，这与不确定性机制是一致的。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论模型的建立和实证分析。

在市场异质性层面，描述了经济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与美国总体出口动态的相互作用（图3(a)），发现优惠贸易区和非优惠贸易区的界线相当接近，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时。在样本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出现差距，这表明模型和随后的估计应该考虑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在复苏期间发生变化。

之后计算了不同经济风险水平下PTA的差异效应。图3(b)中的左边面板显示，在危机之前，这种差异是正的，但基本上与经济风险无关。然而，在危机期间，经济风险的差异正在显著增加(右图)。在最低风险水平下，PTA和非PTA出口在不同时期的差异相似，但在平均经济风险下，差异为12个lp。这一证据表明，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会减少出口。

贸易协定通常限制政策制定者应对冲击的灵活性，包括减少贸易壁垒的永久承诺。这些承诺实际上可能增加风险，因为政策制定者无法利用贸易政策来应对其它冲击。文章结果表明，即使这些力量在起作用，贸易协定、潜在的保护主义和增加出口增长的收入风险之间也存在一些有益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不利经济冲击时期。

企业异质性层面，为了了解GTC期间企业一级出口动态的广泛模式，以及不确定性是否通过等待的选项值对其有贡献，文章对企业的出口和进入行为进行了分析。

由于经济增长的长期积累，美国出口总额在2008年第二季度达到危机前的峰值。从总体上看，美国出口在2008年第三季度达到了顶峰。如图4所示，到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出口到所有目的地的品种总数下降了11%，相较于2002年至2007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5%，这一下降十分严峻。到2010年底，出口恢复到危机前的峰值水平，但仍低于危机前的趋势水平。

在图4中，我们看到了企业目的地和出口企业总数的类似模式。如果有足够的波动(这是文章在出口中观察到的)，较大的净进入变化可能会发生得相对较快。

为了确定这些变化动态对总出口的数量重要程度，作者将后者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根据公司产品(v)、目的地(i)、时间(t)和类型m∈{ENTRY,EXIT,CONT}对交易价值流xmv i,t进行索引。广延边际是ENTRY(xvi,t > 0和xvi,t−4 = 0)和EXIT(xvi,t = 0和xvi,t−4 > 0)的和，而集约边际由连续体(xvi,t,, xvi,t−4 > 0)组成。我们计算一个中点增长率，它可以容纳0作为进入和退出：

这个增长率在[-2,2]之间，随后计算平均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如果一个贸易流属于保证金m，令I_m=1，则可将总出口中点增长率写成这些相互排斥的保证金之和：

之后，作者按季度绘制了集约型和广延型(进入和退出之和)边际的年度增长结果（图5）。在危机开始时，这两个因素都对总出口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集约保证金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大。一个潜在的原因是，通过大量保证金进行的调整可能会受到进入(和退出)的沉没成本的影响。

在图7(a)中，我们将图5中的出口增长边际按PTA状态分解。PTA的出口下降受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对非PTA来说，两者的边际都很重要。在危机之前的大量差额对优惠贸易区和非优惠贸易区目的地的平均贡献是相似的。

随后，计算了累积增长率的PTA地位相对于其趋势之前的GTC。在图7(b)的左面板中，可以发现，到2009年第三季度，非优惠贸易区国家的出口总额减少了40个百分点，其中很大的差额为15个百分点。在图7(b)的右面板中，PTA出口贸易的总降幅略小，约为35%，但大幅度降幅小于总降幅的10个百分点。到2010年底以前，非优惠贸易区出口的累积增长从广泛的差额下降的幅度更大。在贸易崩溃开始整整三年之后，对非PTA市场的出口总额比趋势水平低约25个百分点，其中很大的差额贡献了10个百分点。PTA出口低于趋势水平15个百分点，其中只有5个百分点是由于利差过大造成的。

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出口动态

这一部分，建立了企业出口决策在多个不确定因素冲击下的动态模型。在理论模型方面，基于Handley和Lim&atilde;o (2015)的模型框架，首先引入了由贸易政策和经济条件引起的需求不确定性；其次，研究企业出口决定，包括出口退出和再进入；最后，从外交政策水平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推导出政府的政策偏好。

第一部分，假设有V +1产业;一种生产同质、自由交易的数字商品，其余生产差异化商品。消费者不变替代弹性对商品的偏好在每个行业V有σ= 1 /(1−ρ)> 1。企业v在时刻t面临标准的CES需求为：

出口决定：假设相对于外国目的地的国内生产商，出口企业数量足够少，因此，进入决定对该目的地的价格指数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要开始向特定市场出口，企业必须承担沉没成本K。在当前条件下，如果出口的期望值大于等待的期望值，那么进入该市场将是最优选择。任意给定时刻的边际进入者都是成本等于截止点的企业：

将结果进行推广，如考虑周期固定成本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一些现有企业选择在特定时期不出口或干脆退出。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区分某些决策的类型。因此，该理论关注的是一个简单的设定，即企业没有每一时期的固定成本，因此在进入后，企业总是选择最优的出口。允许企业进入特定市场的出口资本贬值;当它完全做到这一点时，企业只有在再次支付沉没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出口，而沉没成本与之前是否出口无关。贬值过程很简单:在每个时期结束时，出口资本要么完全贬值，要么保持不变。该企业正确地预测到这种情况会以固定的概率d发生，这是独立于市场的。这个过程在没有企业死亡的情况下从导出中生成退出，因此模型仍然与数据中观察到的特性一致，并且允许在一个子集的市场中退出。作者允许重新进入，只要企业再次支付沉没成本K。

随后将需求不确定性分解为经济和政策因素，并研究它们如何影响企业决策。第一步是通过分布的混合来描述不确定性，这种混合分布允许表示不同目的地的异构风险，并由此推导出它如何受到PTA的影响。第二步是将经济条件分解为其潜在冲击。进入门槛表示为:

对于任何风险更高的冲击，其中H_sSSD H_s’增加总体需求的不确定性和降低进入c^U_t(γ,M(Δms,H_s))≤c^Ut(γ,M(m_s,H_s))。

为了理解多重冲击的作用和相互作用，首先考虑一个单一状态的基线，即ms = 1和一个单一的风险源。假设收入永久固定在yT, a减少的概率为：

对于给定yT,概率增加为ς，因此，有更加安全政策环境的国家和行业，对于Hς(ςt|yT ) SSD H′ς(ςt|yT )，有更高的进入率。如果存在两个不确定性状态，那么，一个国家发生风险较大的政策冲击的可能性越大，其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就越低。

实证分析

文章提供了基于理论模型的估计方程，以及在GTC和复苏期间识别经济影响和针对贸易后果的不确定性政策的策略。首先模拟不确定性对出口到目的地i的公司（或品种）数量的影响。如果行业V中有N_V的国内生产商，则函数F（C^U_iVt）具有边际成本，其低于t时出口到i的临界值。在由于有沉没成本产生，因此，处于危机或复苏时期的出口商总数为N_ivt≥N_VF( C^U_iVt)。因此，相关时期，出口商的增长可以表示为：

在平稳期或扩张期，指标变量为1_t⁺ = 1_t⁻= 0，表达式降低为进入概率F^t的增长。因此文章随后对多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进行建模和结构解释,包括潜在扩张（危机前），衰退（初期危机）和复苏时期。

实证检验方面，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系数解释为不确定性冲击对具有异质性尾部风险的国家/行业的差异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收入和政策风险较高的非PTA市场净退出较高；第二，PTA市场存在市场准入风险，相较于非PTA市场，不确定性对PTA市场的影响较小；第三，美国出口种类的净出口通过扩延边际对总增长的贡献转化为重大的出口影响；第四，PTA市场的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最大，稍后两年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复，但积累的负面影响到2011年底依然显著。

文章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于某些公司向任何指定的目的地出口多种产品。这就导致实证是否仅仅反映了企业的产品搅动或者市场iV的进入和退出行为。而稳健性结果显示将企业出口聚集到市场水平，并重新估计进入和退出。其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并且还从经济不确定变量重新测量，控制贸易壁垒，行业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检验。

最后，文章还用反事实分析表明，如果美国与非PTA市场国签订了PTA，则美国在这些市场的出口将会提高6.5%（约等于这些市场国GDP增长8%产生的影响）。反事实消除了与危机和非PTA增长趋势无关的任何永久性PTA差异。

结论

“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Value of Agreements”这篇文章研究了需求不确定性的经济来源和政策来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以及贸易协定在缓解这些因素方面的作用。并且建立理论模型，推导出风险相互作用何时能够放大企业和贸易流对更高需求波动的反应，以及PTA如何能够减轻这种反应的条件。

本篇文章有助于理解全球贸易逆差和经济复苏。在GTC期间，由于较高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风险较大的市场，如非PTA出口目的地、贸易战争中可能存在较高保护主义的行业，或两者兼而有之，导致美国企业净出口品种减少，出口减少。这些影响在危机的第一年达到顶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只出现了部分逆转。即便是在危机爆发三年后，累积效应也十分显著。到2011年第四季度，非PTA目的地的平均净出口比无危机路径低15个lp。如果这些国家有优惠贸易区,则部分影响会降低。

这些结论充分说明了PTA能够在经济冲击期间起到保证性作用——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对于美国现在考虑是否退出各种贸易协定提供了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