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与数字服务贸易(Digital Service Trade)的概念
2013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 USITC) 指出，数字贸易包括社交网站服务、搜索引擎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和其他数字服务等。报告还指出数字贸易主要以在线交易的数字产品及服务为主，它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交易的产品或服务，不过这个概念没有考虑实体贸易。
随后的2014年、2017年，USITC对数字贸易内涵进行了更新，从认为数字贸易是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在订购、生产或交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贸易，延伸到数字贸易是通过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网络连接传感器等相关设备交付的产品与服务，包括了互联网基础设置及网络、云计算服务、数字内容、电子商务、工业应用与通信服务6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为“UNCTAD”）则认为数字贸易是指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开展的货物与服务贸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认为数字贸易是信息通信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贸易形式，与传统贸易关键的区别在于贸易方式数字化与贸易对象数字化。中国商务部研究院认为数字贸易是依托信息网络与数字技术，在跨境研发、生产、交易、消费活动中产生的，能够以数字订购或数字交付方式实现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贸易的总和。
在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19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定义，即数字服务贸易不同于电子商务，是采用数字技术进行研发、设计、生产，并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用户交付的产品及服务，是以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付为特征的贸易新形态。
2.数字服务贸易激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新动能
两千年前，人们穿越草原沙漠，搏击惊涛骇浪，开辟联通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如今，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的电商直播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通过手机下单，就能轻松送至消费者手中。
便捷的贸易服务，得益于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与蓬勃发展的数字贸易。此次服贸会上，多位专家指出，数字技术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引擎，为沿线国家经济复苏增长注入新动能。
“疫情导致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供应链中断，但也成为全球企业通过数字网络显著加快服务供应的催化剂。”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在服贸会上表示，“数字化正促进服务业的新一轮创新，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机遇。”
此次服贸会上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超过3.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占服务贸易比重达63.6%。其中，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规模和增速均居世界前列。2021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达359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3%，占服务进出口比重达43.2%。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持续深化。截至今年7月，中国已与16个国家建立“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机制，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与周边国家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今年1月，中国与东盟就加强数字政策对接、新兴技术、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数字能力建设合作等达成共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一定是唱主角。”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表示，近年来，中国的软件与信息技术、北斗卫星定位服务、搜索引擎、区块链技术以及游戏、动漫、影视、设计等数字产品和服务，应用于“一带一路”市场，为当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数字贸易的红利也让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看到商机和希望。在服贸会巴基斯坦展区，巴基斯坦珠宝商李龙以一口流利汉语为顾客介绍珠宝商品，上百件珠宝饰品吸引了众多顾客。他在上海的店面已运营3年。
“疫情让很多消费转到网上，‘00后’的年轻人更喜欢在网上购物，作为企业也要积极适应变化。”李龙说，他正与京东、天猫等洽谈合作，还计划开发一些适合于网上销售的标准化产品。
在瑞士·欧中企业联合会展区，来自瑞士10多家企业的红酒、巧克力和日用品等商品受到顾客欢迎。欧中企业联合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助理齐尧说，为了让更多瑞士企业能直接面向中国市场销售，欧中企业联合会正搭建瑞士本土化的跨境电商平台。
“未来我们希望不断优化平台，把中国的优质企业和品牌也推向瑞士及欧洲市场。”齐尧说。
“数字贸易在布隆迪发展空间广阔。”布隆迪国家馆承办方——布隆迪文化与行动交流协会中国代表周丹说，布隆迪期望能在服贸会上找到中国合作伙伴，通过数字化技术支持，共同搭建一个覆盖东非共同体国家的电商平台。
“斯里兰卡梦想能有一个数字联通的繁荣未来。”在3日举行的“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论坛上，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尤格纳丹说，斯里兰卡正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云计算等新技术赋能经济发展。
尤格纳丹说，斯里兰卡还将建设跨境电商支付系统，并建设相关物理基础设施、制定法规，处理本国及国际金融交易。近期，他们在抖音和京东上推出了斯里兰卡国家馆，方便人们购买斯里兰卡商品。
王晓红认为，未来仍需注重数字贸易规则标准的“软联通”。“现在全世界还没有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我们应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平台形成完备的规则标准，让更多沿线民众从数字贸易中受益。”
“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之一及多边贸易体系的利益攸关方，人们期望中国能为振兴世界贸易体系做出贡献。”张向晨说。
图 2011-2021年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比重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涉及到数字贸易领域中国国际地位变迁、商品结构变化以及数字服务贸易对双边贸易合作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2018《世界经济研究》），文章以2011~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测算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及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并量化评估了人为因素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有阻碍作用。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安排、进口清关时间等人为因素构成了影响中国文化出口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文化贸易潜力，这种潜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潜力最大的国家是老挝，最大的区域是中东欧地区。
《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2021《经济研究》），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承载“互联网+外贸”的贸易新业态，通过交易模式变革、交易环节简化、交易流程优化，推动贸易成本下降。文章基于2012年跨境电商 ( CBEC) 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通过测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利用CBEC政策清单 等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 (1)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2)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规模和强度以及百度搜寻指数更小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且对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降低效应大于对进口中的消费 者搜寻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物流绩效更弱国家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应更大。(3) 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在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强，体现了跨境电商的“普惠贸易”特征。(4) 跨境电商改善了贸易绩效，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通过升级进口产品结构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还促进了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文章为近年来实施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今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思路。
Does the level of digitalized service drive the global export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Evidence from global perspective (2022《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时代服务贸易的一种融合模式。各国越来越依赖数字化。因此，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全球经济体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如何影响夏令时出口？本文研究了影响DST出口的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文章研究了2005-2009年全球71个国家的数据。我们引入波特钻石模型来探索扩大DST出口的决定因素，并研究所有决定因素对DST出口影响的机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方法对数字化服务水平指标进行评价。随后，我们通过面板模型的双向固定效应方法研究了数字化服务水平对DST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更高水平的数字化服务对全球经济体的夏令时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相比之下，对中等收入国家有不利影响，对低收入国家没有影响。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提出了改善DST出口的政策建议，重点关注数字服务水平、市场需求、相关和支持产业、外国直接投资、营销政策和机会。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2022《经济学动态》）。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创新带来新的契机，深入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创新的微观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新性地测度了中国各行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选用2014-2019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于中国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还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促进企业创新的具体机制包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促进企业国际创新合作。(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前沿技术企业、非劳动密集型、高竞争行业以及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而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更为明显，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地理区位不是关键异质性因素。研究结论为渐进有序推进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实现中国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中国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未来可以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相关研究有：一是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的微观影响；二是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三是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