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0日至6月23日，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全球会议在吉隆坡召开。绿普惠创始人陶岚受邀参加会议，并就“撬动多领域协同合作达到全球气候目标”议题进行互动演讲，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利用碳普惠机制推动气候行动和消费端减碳的进展，进一步分析了碳普惠对亚太区域、国际社会的借鉴意义。碳普惠作为一种机制创新，发挥了时代特征，将数字化绿色化结合起来，旨在鼓励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低碳行为，突破了以往单靠公众环保意识增强而激励不足的瓶颈，真正起到以消费端绿色变革倒逼生产端低碳转型的作用，是实现社会绿色化、低碳化的重要手段。

一、碳普惠制概述

（一）碳普惠制的背景与定义

我国现有针对公众生活消费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手段较为单一，主要采取精神道德层面引导和居民自我约束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导致公众生活消费领域的节能减碳潜力尚未被有效挖掘，未能对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形成有效支撑，且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针对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进行生产端的强制性排放控制，而对个人消费端的碳减排则无法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实现。与控排企业集中的点源排放不同，个人和小微企业的碳排放具有“量小、分散、面广”的特点。因此，公众消费端的减排将成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领域，碳普惠机制则是针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减排而提出的，是推动公众端碳减排和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

碳普惠制是指通过财政支持、商业激励等方式对社会公众节能降碳等绿色行为产生的减碳量予以量化并以碳惠形式进行奖励的制度。碳普惠制的核心在于聚焦消费端碳排放管控，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对社会公众低碳行为进行普惠性质奖励，以激发全社会参与节能减碳的积极性。

碳普惠的基本逻辑就是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依据碳普惠标准或方法学，对公众、社区、中小微企业，衣、食、住、用、行、游等在内的各种绿色低碳行为进行量化、记录、核证，并生成个人减排量汇总到碳账本里，通过减排量交易、政策鼓励、市场化激励，为减排行为赋值的绿色生活回馈机制。碳普惠可以调动、激发起公众积极参与碳中和行动，可视化所有个体对双碳目标的贡献，是数字碳中和的典型应用。

（二）碳普惠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的联系与区别

碳普惠制正逐渐成为碳排放权交易制的重要补充，二者均是运用市场化机制来优化减排资源配置，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但两种机制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体通过表1可看出。在理论基础方面，碳普惠制本质上是一种对低碳行为进行正向激励引导和行为改造的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是以科斯定理为理论依据，在确定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益进行产权界定，使其能够在不同主体间进行交易的市场化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政策目标方面，虽然两者均是为了促进生产生活领域的绿色低碳化，但是碳普惠制除温室气体减排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也是追求的重要目标，而后者则主要集中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实施对象方面，碳普惠制的实施对象主要为社会公众，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主要作用于工业企业。在实施侧重点方面，碳普惠制的实施主要集中于生活消费领域，而作为管控生产端碳排放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从激励约束机制来看，碳普惠制以正向激励机制为导向，不同于以约束和惩罚为导向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表1 碳普惠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主要区别

二、国内外碳普惠制实践探索

目前，国内外碳普惠机制可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金融机构主导三种。在国内三种均较为常见，而在国外，碳普惠大多由企业和金融机构主导，政府不直接主导但扮演宏观调控的角色。具体来说：

（一）政府主导型

广东省于2015年启动碳普惠制试点工作，以居民用水、用电、用气等为试点，开展碳普惠制实践，并制定和出台了多份规范性文件，为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的方法学开发、管理和交易等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激励体系设置上，广东省同时考虑了资产置换与市场交易两种激励方式。在资产置换方面，低碳行为经核算减碳量后形成的“碳币”可兑换产品或享受其他公共服务优惠等；在市场交易方面，符合条件的低碳行为减碳量在经核证后，可作为碳普惠自愿减碳量抵消控排企业配额。

（二）企业主导型

企业发起的碳普惠平台建设大多围绕其业务范围开展绿色创新，从业务领域着手推动消费者进行碳减排行为。主要模式为：企业收集记录在特定业务场景下的个人绿色行为，并根据自己定义的规则将绿色行为对应换算为积分、能量等碳资产，用户可利用碳资产兑换相应优惠。

如：在餐饮领域，美团外卖于2017年推出青山计划，以积分形式激励消费者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及外卖废弃物回收；在出行领域，北京市启动了“MaaS出行平台”，市民在北京市域范围内通过高德地图使用骑行等方式出行，可获得相应碳能量，市民可将其用于公益性活动或兑换公共交通优惠券、购物代金券等；在支付领域，支付宝推出了蚂蚁森林项目，用户的绿色消费行为会被识别并核算成相应的碳减排量，可据此收取绿色能量，并将能量捐赠给治沙种植、自然保护地保护行动等公益活动，同时获得相应的环保证书。

（三）金融机构主导型

金融机构主导的碳普惠平台主要包括绿色信用卡体系与个人碳账户体系两种形式。绿色信用卡体系是指金融机构推出绿色主题的信用卡，主要在开卡流程、卡面设计、权益设置等方面体现绿色低碳理念。如中国银联与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合作推出绿色低碳主题信用卡。个人碳账户体系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要发起方，依托借记卡、信用卡或个人支付账户进行的碳普惠实践。如韩国光州市的碳银行制度，其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日常生活中节约水电气的量转化为碳积分并记录在银行绿色碳卡上，积分可用于购买水电气或者其他商品的折扣权益。

从各类碳普惠平台的特点来看，三种模式各具特色，具体总结见表2。

表2 碳普惠制实践案例总结

三、我国碳普惠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比不同主体主导的碳普惠平台可以发现，各主体在建设碳普惠平台中具有不同的优势与劣势。政府主导类的优势在于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公益性，且动员能力强，有利于提高社会参与度。但也存在短板：一是区域性较强，各地都有自己的碳普惠体系规划，平台大多仅面向本地居民，导致参与人数少、公众感知度弱；二是数据收集受限，政府本身仅掌握与行政相关的数据，较难获得更为广泛的消费场景数据，需要有出行、零售、餐饮、互联网等领域企业的支持配合；三是激励提供效率低，一方面物质激励的持续提供会增加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个人碳减排量交易制度尚不完善，市场激励作用相对有限。

企业主导的碳普惠平台的优势有三：一是具有较强数据记录与处理的技术优势，可相对准确地计量用户的碳减排贡献，实时向用户展示低碳行为产生的贡献；二是企业具有自有用户体量与活跃度，客群不受地域限制，可带动用户广泛参与；三是企业运营方式灵活，可结合自身业务的转变，为客户提供特定激励手段。存在问题如下：一是行为数据受限于业务场景；二是碳资产的换算不能完全与碳减排量挂钩，导致难以向用户传达不同行为相对减排成效的大小；三是企业间数据无法共享，导致个人碳减排行为会在多平台重复计量，无法准确评估全社会个人碳减排的净贡献。

金融机构主导的碳普惠平台的主要优势是消费数据可获得性高，并可通过金融创新来丰富对个人碳减排行为的实际激励，如，给予绿色消费金融贷款利率优惠等，也可针对个人全场景碳减排贡献建立碳信用评价机制。但对金融机构而言，也存在数据收集与识别不完全的问题，难以全面了解客户绿色低碳行为习惯，因此很难独立建立全面碳信用的评估和金融激励机制。

根据我国碳普惠制现阶段存在的难点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促进我国碳普惠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应用。一是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科技手段的支持，联合各主体对碳足迹场景进行梳理总结，实现多方数据整合对接，助力改善对公众行为的数据统计。目前碳普惠制度多从易于识别绿色行为的出行、家电等场景入手；而未来则需纳入居民的衣、食、住、行、用 各类场景的减排行为，以对个人低碳生活进行全面、精准的识别。

二是加快制定统一的个人碳足迹与减排量核算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统一的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鼓励更多企业开启碳普惠平台建设，消除不同企业在鼓励个人碳减排方面的合作壁垒。

三是从商业激励、交易激励、信用激励三方面入手，构建有效的居民碳减排激励体系。商业激励方面，除了提供与碳减排行为价值相匹配的奖励，还要尽可能将可兑换的优惠向绿色产品、绿色生活倾斜。交易激励方面，政府要建立合理有效的碳定价机制，完善个人碳减排量交易政策，对个人碳减排量交易所得返还进行更多探索；同时金融机构也需积极探索碳金融创新，配合加强碳减排量资产流动性，增强市场化交易激励的有效性。信用激励方面，金融机构要尽快建立对个人碳信用的评价机制，推动碳信用的成果转化。

四是碳普惠制的推广实行，不仅需要在政策、技术、金融和系统平台等方面加以支持，还需要全面有效的宣传和引导，号召居民个人和家庭实际参与绿色生活。只有加强宣传引导并配合外部激励体系的构建，才能有效培养居民的低碳理念与减排意识，形成绿色低碳的社会氛围，加快推动全社会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

四、研究方向

目前国内外有关碳普惠方面的文献均较少，文章撰写角度也较为单一，大多围绕碳普惠制对个人碳减排量进行方法计算研究。因此未来可思考的方向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对碳普惠的直接考察。如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普惠政策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二是对碳普惠的间接考察。由于碳普惠更关注居民个人端，数据极难获取，且目前我国针对碳普惠并没有统一的计算方式，因此可通过碳普惠拓展选题思路：如从数字碳中和的角度去撰写文章；或以往文章多从生产端考虑，如研究碳排放交易权类型的文章，那么通过碳普惠，可转换思路，从消费端进行思考。